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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史遇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9-25

  王日华博士的《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一书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尝试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阐释,探索中国古代史中蕴含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做准备。不同于以往先秦研究从历史学、哲学或者政治学角度进行剖析,该书试图寻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之间的联系,虽然部分内容在研究先秦国家间关系史,但它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国际关系学论著,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先秦时期的中国区域存在过国际关系和外交吗?如果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及其问题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拥有很高的政治威望,一些重大的全国性会议会对国际形势作出分析和判断,重大国策的制定也总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分析基础之上。

  当西方还沉醉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美梦中时,中国已悄然崛起,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舞台重要角色,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中国应以何种姿态、何种方式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交流,如何在文化领域向世界传递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是当下一个重要的课题。今天,我们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思想、文化领域,我们实力还较弱,需要进一步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华民族的文化曾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应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可以借鉴的思想理论。王日华博士的《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一书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尝试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阐释,探索中国古代史中蕴含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做准备。不同于以往先秦研究从历史学、哲学或者政治学角度进行剖析,该书试图寻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之间的联系,虽然部分内容在研究先秦国家间关系史,但它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国际关系学论著,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先秦时期的中国区域存在过国际关系和外交吗?如果有,它们是如何发展演变的?通过学理论证与列举典型事例相结合推进阐释,针对一些政治实体的兴衰及对外政策,总结出国际间交往的启示,为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周王国为什么能够“弱而不亡”?齐国为什么“霸而不王”?强大的齐国为什么没有像秦一样统一六国,反而被其所灭?晋国的霸权护持与其对外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对外政策对楚国权力发展乃至最终衰亡有什么影响?秦国为什么能够从边陲小国发展成为一统天下的帝国,其间对外政策起到了什么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小国家是如何谋求生存的?为什么分封制没有保证周王国的安全?这些问题通通能在本书中得到解答。

  在该书的序言中,叶自成教授认为,华夏主义是中国崛起的软实力重要资源,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大国,它的大不在于经济、军事有多强大,更在于它的文化影响力。中国几千年的领先地位,没有像西方强大起来后就用武力、战争、毒品、大炮强行打开他国的大门,并用所谓“文明”的手段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观念。今天我们以为的从西方引进的一些观念,都能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找到思想版本。有人说,可持续发展观是从西方引进而来,但是如果对老子的自然哲学有研究,就会发现他的核心概念“自然”就是让人类认识、了解自然、顺从自然,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揭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平正义价值观。虽然中国古代思想中一些观念的提出处于领先世界的地位,但遗憾的是,由于缺少这方面的自觉,长期以来这些历史文化中的精华与政治现实结合比较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要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明,就必须要和我们中国本土产生的历史文化精华相结合,文化变成价值观并且能够影响世界,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是关键。

  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拥有很高的政治威望,一些重大的全国性会议会对国际形势作出分析和判断,重大国策的制定也总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分析基础之上。我们不缺乏国际政治思想和外交战略,更不缺乏历史,缺少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一些从国际政治角度研究春秋战国的研究成果因一些原因被淹没,书籍未能出版实为遗憾。叶自成教授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人,2006年开始,内地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先秦国际关系及其思潮的浪潮,阎学通教授是这一学术研究转向的主要推动者。国内学者对于如何将先秦国家间关系史应用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一些初步设想中达成共识:不能夸大中国传统,认为中国的所有都好,对西方全盘否定,也不能反过来走另一个极端,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找结合点;用中国的文化解释西方的理论,以西方的概念体系解释中国的实践。在对中国国际关系各领域、多角度进行反思后,学术界普遍感受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和焦虑。门洪华博士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缺乏创新性。尤其是推理性、原创性的成果太少,研究的成果大多是从西方引进,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挖掘不够。第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缺乏科学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仍然停留在主观认证阶段,缺乏严格的科学性,在精度、深度、广度以及提出和思考问题的学问方式上,仍然没有体现观念更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大。如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把握怎样的方向,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和实践渊源来自哪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具体内容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怎样建立自己的视角、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语言等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专家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一句话就是“中国特色”的问题。大多学者也都认同:借助先秦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我国学者的优势,这说到了“中国特色”的关键。

  学术界曾做过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关系史研究,对战争、联盟和外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没有真正做到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国际间关系史研究。历史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不是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所以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称之为国际关系。在历史学领域,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单位主要有王朝、民族、文明和阶级四种类型,但是这些单位得出的研究是王朝兴衰史、关系史,民族关系史,文明史和阶级关系史,而不会是国际关系史,尽管研究的基本单位是多元的,对于研究者来说,根据所研究的内容和主题选择与之相匹配的研究单位,是如何也推导不出国际关系史的。史学家认为民族关系史可以替代国际关系史(事实上,在本书出版之前,学术界还没有明确而系统的先秦国际关系史研究,当然,这并不代表这部分研究是空白的,它只是淹没在了其他领域之中),但实际情况是先秦民族关系史主要依据一些汉语文献的零碎记载,其研究材料非常匮乏,这些少量的史料又存在许多问题。西方观念认为,“国家”指的是现代主权国家。可是,当今世界主权正在不断弱化,有学者预言,主权正在走向终结,将国际关系研究建立在主权和现在国家的基础上,不科学也不切实际。事实上,西方学者早就运用国际体系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古代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国外学术界基本上都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以本书出版时间2013年计算),国内学者开始运用国际体系论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历史。

中国先秦史遇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国际关系,当然首先要界定空间范围,但这在古代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先秦时期的国家大都没有强烈的边界概念,也未对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做出明确划分。王日华博士认为,将古代中国称为中国体系更恰当。古代“中国”的含义与今天使用的“中国”含义不同,它并不是指一个国家,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一个包含多个独立政权实体的国家体系,虽然他们各自以“国”自称,但它们与今天“国”的概念不同,故暂且称作政治实体。各个独立实体之间的关系被视为国家间关系或国际关系。古代中国的疆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应当选取哪一时期的疆域范围作为研究对象,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对此,史学界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王日华博士在书中提到了几种观点:第一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的领土范围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空间范围;第二种,以清朝的疆域作为古代中国的空间范围;第三种,古代中国的疆域范围不断变化,应当根据历史的发展做出不同的界定,不能笼统的使用一个标准。作者较为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是有必要学习和借鉴的标准,古代中国体系的疆域范围和研究范围应该以成为中国体系中的一个成员为基本标准,只要曾经作为古代中国体系中一份子而存在并参与了互动的民族、国家和其他政治实体,都可以被视为是中国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所生活、控制和统治的地理空间都可以被纳入中国体系的空间范畴。基于中国体系内部、东亚地区范围以及近代以来的世界性国际关系史,加之近代以后中国才真正参与了世界政治,将古代中国界定为一个体系而非单一国家,以中国为出发点的国际关系史划分历史阶段和研究层次,是较为科学和符合实际的。

  先秦时期中国国际体系的生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通工具极大便利,这促成了各诸侯国之间的往来、联系。先秦时期,中国体系内的人口流动就像商品市场一样自由和频繁。人口由贫困地区、战乱地区、地区向富裕地区、安定地区和开明地区流动。先秦时期由于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出入境和户籍制度,所以人口的迁移是自由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寻求最能发挥自己长处,使自己知识价值最大化的地方,会四处游说,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阶层“士”。他们不属于某个固定的国家,只是在一段时间内为某个国家服务,不过总体上属于中国体系,在体系内自由流动。在这个体系内的国家行为体主要有部落、王国和诸侯国三种基本类型,部落较为初级和原始,王国较为高级,两者之间存在历史演进的联系。王国和诸侯国之间则是相互转变的关系。体系内存在着成千上万个诸侯国,由于战争和兼并,他们消亡速度非常之快。先秦诸侯国是否具有独立主权地位或属性的争论旷日持久,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为所持标准不同,故难以达成共识。可以确定的是,“一刀切”的判断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区别的对待,进行具体分析是比较科学的。王日华博士在文中认为,两周时期,诸侯国的主权属性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呈现多向度的态势,所以,单一的判断都是不准确不全面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体系的研究过程中,主权国家并不是唯一的基本单位,半主权国家同样也可以成为国际体系的研究对象,诸侯国的不完全主权属性并不影响我们将其作为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西方的互动理论在解释中国先秦时期各种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就出现了诸多不适应之处。

  先秦时期中国体系的历史变迁,经历了华夏部落体系的形成与变迁到夏王朝体系和体系规范的发展,又从夏王朝体系发展到商王朝体系,在这之间经历了部落的兴起、迁徙、衰落、复兴,历经疆域变化、经济状况发展变化、内部权力纷争,伴随着制度瓦解、王朝崩溃、新政权取代旧政权,以及一系列的扩张和兼并战争,中小国家大量消亡而成为大国的领土,国家数量由春秋时期的100多个国家到战国时期已经只剩下30多个了。总体来看,中国国际体系经历的一系列历史变迁主要表现为领导权的更替。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制度规范和观念体系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到西周时期已经基本定型。

  周王国的存亡揭示了王权的衰落过程,古代史观强调“德衰”与“国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因为古代中国,家国合一的体制使得君王及其王族与国家连为一体。君王及其家族乃至主要大臣的道德形象就成为国家的道德标签。从个体角度讲,周王国衰败是周王“德衰”而导致,王室内乱削弱了王国的实力,也为诸侯国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宋朝史学家司马光也认为周王国的衰落主要是因为制度和规范的丧失。周王国的衰亡留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国家内部的团结和稳定是重要因素,内乱必然招致外患,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均势战略在一定时期或许对国家的安全形势有利,却不是长久之计,作为中小国家可以通过树立国家的道义形象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生存。

  齐国脆弱的霸权。齐国首先通过富国强兵实现国家实力的提升,通过发展睦邻友好的邻国关系,建立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但是,齐国在霸权护持的过程中,一味追求国家的道义形象,通过不对等的贸易逆差、单方面减免关税、甚至是无偿赠送等牺牲本国经济实力的做法来维持国际影响力,最终损害了国家实力,这样的做法不可取。在对外战略中领导者缺乏远见,拘泥于与周边大国的对抗,无视秦统一中国的趋势,消极对待与东方六国联合抗秦,唇亡齿寒,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

  晋国霸权护持给我们的启示:不可忽视联盟的作用,通过多边外交维护同盟体系,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及时调整对外政策,采用和平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

  霸权挑战者楚国的兴衰及其对外政策。两周时期,楚国既是最先称王的大国,也是五百年间始终保持强盛的大国,在王权体系中,楚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是,楚国在战国前期的四面出击和东西摇摆不定的战略使其国家信用度极低。对中小国家实行强硬的扩张和臣服政策,这种刚性的积极进攻战略,也极大的消耗了楚国的实力,最终导致了楚国的衰落。在战国时期的大国竞争中,楚国缺乏长远战略规划,对外战略的目标不确定,外交政策受到国君个人偏好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较多,君主的个人情绪和喜好取代了国家利益,从而使得楚国被其他大国所利用,被操纵,这是其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

  大国崛起——秦国的兴盛及其外交政策。秦国在春秋时期,没有参与大国之间的霸权争夺,保存了国家实力。秦国利用灵活的外交政策和同盟战略,对东方六大国实行各个击破的方针,最终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秦王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体系的消亡,中国体系由一个多国家体系演变为单一的帝国。中国体系的消亡在表面上看是秦国权力扩张和战略的成功,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体系互动的必然结果。

  考察春秋战国时期一些中小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生存战略,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在同盟体系中,中小国家往往成为大国的战略工具。中小国家在加入同盟体系之后,一方面牺牲了国家的独立性而依附于同盟中的大国,另一方面,又将本国的安全和生存寄托在同盟中大国的保护之下。一旦同盟体系中大国出现了衰落,中小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就面临着敌对大国的侵蚀。大国间的和平状态有利于中小国家的生存,国际规范是中小国家生存的主要依靠,中小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和平的维护。

  王日华博士指出,国内学术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分离现象非常明显。史学界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史实描述阶段。也有历史学家抱怨国际关系理论家误用历史。但是,在西方学术界,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早就坐在一起,共同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古代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国家间关系实践,古代先贤留下了丰富的国际关系思想,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却未能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获得相应的地位或全球学术界的认同。王日华博士指出其中最重要原因在于,第一,没能立足于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尤其是古代中国数千年的国家间关系历史,忽视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第二,没有将中国古代国家间思想及其概念化现代化,阻碍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实践与当代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对接和对话;第三,中国古代国际间关系思想的研究方法单一,多价值判断少实证研究,研究成果难以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成就越来越多,贡献越来越大,中国吸引了更多关注,研究中国崛起的国外学者也越来越多,我们与世界各国的沟通、交流更加频繁、深入,要知己知彼,还要坚持自己。在涉及到对西方文明的借鉴时,我们可以利用西方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开拓研究视野,但是,不可忽视东西方文明存在的差异,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也要适时走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

  中国历史实践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就像中国的统一不仅是秦国的成功,同时也是整个中国体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蕴含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东方之道恐怕不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能解释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为扩展现有的国际体系理论、国家理论和外交理论提供了新的突破口。利用好已有的相关统计、数据及较为可靠的材料,各领域研究互相配合,相互支撑,通过整理中国传统国家间关系,总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践,从中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律,为丰富研究体系提供中国方案,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新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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